在咖啡馆谈今日中国传媒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周六参加婚后同学的饭局，然后去中关村买数码相机，天气已热，十分不舒服。繁忙的周末却要迎来新的充实的一天。周日在中关村的咖啡馆与CJM聊天，从上午11时谈到下午17点多，十分充实。论及的数个问题应该记录下来。

有效发行量，令有的媒体成为虚假的老虎。这样的状况，在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媒体来说，只是对“成功”媒体的置疑。对于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它们的真正读者构成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传媒急需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调查评价机构的出现。否则，传媒的状况将会失去应有的监督和合理的说明，同样也将失去对广告主的吸引力。一个很切实的状况是，由于经济上层往往是凭借经济之外的力量获得的地位，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传播经济规律的媒体。这是经济猛进背后的真实状况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些给所谓经济“新贵”阶层看的媒体的真正读者往往是幻想靠学识与努力去获得这一令人艳羡的地位的人们，比如学生，比如大型公司的中层。

媒体诞生往往危险地基于一个远离数据支持的假设和估量。1970年代生人随时可以见到无数处于生死边缘的媒体，而难以彻底计数的新媒体正在不断诞生和加入到这一边缘团体之中去。同质媒体不断诞生，或者干脆进入臆造一个此时此刻根本不可能存或的媒体型类。在诞生之前，做足功夫去做市场调查（该不该去做，该去做什么类型的，有多少受众，这些受众的个性特征……）是多忙重要。否则，可能这个媒体的一生都在与虚无的宿命做着无谓的斗争。

真正把媒体当作一个商品去经营，也是我们尊重自己职业的方式之一。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纽约时报这样的前辈，很多时候，我们处于身份分裂的状态之中。我们不是伸张正义的新闻人，我们不是为投资人牟取利益的帮手，我们也都是。中国的记者、编辑、主编和出版人们，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的实质、意义吗？是不是，我们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不清楚对手是谁，亦不知道战争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必须评估我们的媒体环境，在经济利益与新闻自由和社会公义之间做出“责权利”的正确估量，以匡正传媒人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唯有这样，传媒人的道德底线才可以在一个实在而不是谎言的世界中建立起来。

自经济活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类人类社会活动起，它必然渗透到其它活动中去，并改变其特征。传播亦不例外，在前农业和农业社会的口口相传的传播活动中发挥支配作用的是生存的需要。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大众传播是被商业组织支配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取商业利润。而在信息社会，因为信息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除掉传播本身是商业利润的吸入渠道被进一步瓜分利用外，其所刊载信息亦开始被利用来获取利益。甚至后者的利用价值要超过前者。
但是传媒的被利用必须获得一个各方力量（商业组织的商业利润、政府对社会和商业组织的控制、民众知情权）博弈后的和谐平衡。

如上每一个问题都应该被仔细研究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