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话”三国，名利双收，既而招至不少诟病。近日作客《杨澜访谈》时，他忍不住表示，“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
现在，恐怕易中天自己也许多会对自己的身份加一点怀疑——自己到底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还是一个商业流水线上的明星？他必须戴墨镜上街，乘飞机往返于多个城市之间参加各式讲座和电视节目录制，关掉电话，并在大众媒体上向那些发电邮给他的而得不到回音的观众（读者）道歉。他的博客充满追捧者的留言，百度易中天吧里的发贴数已经接近10万条。这种生活似乎更应该属于影视或者体育明星，而非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似乎更应该去跋山涉水勘探地质、坐拥书城穷经皓首。
然而，易中天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破坏”并不止于此。他在央视的讲座中亲自脱鞋示范何谓“避席”，并在拍卖会上以书稿《易中天品读三国》创下近200万元的天价。尽管大部分电视观众和读者在为之欢呼，然而，仍有一部分人在发出“嘘声”。复旦大学一副教授便称易中天“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严肃态度”，而非如周星驰一样以插科打诨取悦观众。更有历史学者指责易中天的“品三国”有误人子弟之嫌。
正是这些苛责令易中天说出了“我干的活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雷的，而且随时准备牺牲”这样的话。身为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的易中天一定深谙中国学术圈内的“潜规则”。他身出中文系，却因“品三国”而一夜间名利双收，难免遭到某些“专业人士”的嫉妒，招致“不专业”、“误人子弟”的指责。
对此，面对媒体采访的易中天不禁以“我是学术界的土匪加流寇”作回复。其实，骤红之前，这位曾经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农业工人”已经做足了准备。多年来，在专业学者们忙于印制几千本的学术著作时，他已经在思考如何打通专业知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无形壁垒，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多本以通俗视角观察中国历史的书籍。相比K歌的“超女”，这位出生于1947年的长沙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尽管一些醒不过味来的媒体还在以“给大众怎样的学术”这样精英视角的问题来向易中天提问。但是，易中天和《百家讲坛》的节目编导都清楚，在这个商业时代，观众看了开心就好，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是否受那些困在书斋中的学者们欢迎一点都不重要。
随着中国商业社会的逐渐形成，商业文化已成主流，大众对于精英文化已经不奈烦，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拥抱属于自己的平民文化了。而这种文化往往有一种泛娱乐化的倾向，因为对于长期处于文化底层的大众来说，乏味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乐一下更重要了。之前“超女”现象是人们对K歌文化的欢呼，这一次轮到了对历史的后现代解构。
早在几十年前，罗素、萨义德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已经在BBC的参加广播节目，以通俗的演讲传播专业领域的知识，并获得大笔酬金。类似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亦会乐于撰写《时间简史》这样的通俗读物来满足公众对于专业知识的好奇心。所以，易中天这样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的学者的存在，有利而无害，真正志在史学尖端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只有心存旁鹜的人才会怀疑天下所有的奶酪都是自己的。
For 第一财经日报 http://news.hexun.com/detail.aspx?id=172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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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大的争论来自“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头脑中有不同的概念吧。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一个阶层，大多数状态下，他不是清贫的。在中国传统里，他们一般为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阶级的宗法服务。1949之后，他们一度被打压，但后来大部分都拿回了自己的东西。
在道义上，知识分子有捍卫公义的义务，却没有放弃追寻财富权利的义务。这只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此知识分子并非萨义德之“公共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道德上的高尚感，因此也很少出于真切的迫切感而追随公众利益。
在中国，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存在吗？吉方平，你批评给P啊？如果有时间，看看解放日报这位评论家的嘴脸，就知道，超女和易中天的可爱了。2006.08.22
延伸阅读：易中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境况特殊，香港很多导演都是跟一个师傅，然后做许多年副导演才正式执导的。郑保瑞是也其中一个。
他原来作王晶的副导演，协拍过三级片《官人我要》和《赤裸凌迟》，之后通过通过一系列恐怖片《恐怖热线之大头怪婴》、《热血青年》、《古宅心慌慌》，在低迷的市场中杀出来。
三级片和恐怖片一直是香港电影的救世类型，投资少，却可能票房大卖，在世道低迷之时，对电影公司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而恐怖片也往往是新晋导演的试水之作。
去年，本对《阿嫂》保有十足期待，可惜投资太大，电影公司不敢让黄精甫放手去搏，最后落得处处不讨好。影片也完全失控，白白糟蹋了一个好剧本。
对郑保瑞的《狗咬狗》之所以抱有强烈期待，是因为它有可能是一部个人风格强烈的香港电影。对我来说，香港电影的魅力永远在于，那些抠脚丫的小混混、脏话和港人特有的市井味。相反，1990年代后，日益凝重起来的香港中产电影，我并不是很感兴趣。（即使在这样的中产电影中，也有着浓郁的香港市井味，比如《我老婆不够秤》、《情迷大话王》）
拍过恐怖片之后，郑保瑞在去年拍摄了《怪物》，调入了很多中产风气，但仍保持这奇诡怪异的风格。《狗咬狗》这个名字就很吸引我。
这些小导演一般导演香港的B级片市场，导演的风格经常得以保存，也可以在艺术性上进行一些探索。《狗咬狗》的投资超过2000万，希望不要给投资方带来太多压力，郑保瑞可以轻装上阵，发挥一贯的诡异特色。

很喜欢斯蒂芬·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是通过库布里克的《闪灵》，印象最深是那个和孩子进行通灵的老黑人，冒着风雪，跋山涉水来到大饭店，结果什么都没来得急做便被尼克尔森用消防斧子砍翻到地。那种心肝俱裂的绝望感从后背直逼后脑勺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喜欢他的小说，不是因为恐怖，甚至由于东西心理不同，好多时候读他的小说我并不感到恐怖。他的魅力在于对那些凡人们的朝夕生活的描述，极致入微，仪态非凡。暴虐的父亲、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容貌平常的妻子，一条疯狗，一对玩性游戏的老夫妇。故事中充满了对某个州的天气预报、麦圈广告，还有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听过名字的小报纸。
斯蒂芬·金的小说是对美国梦的一个补充，是对美国日常生活的一次低调叙述——当然，他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
记得《黑暗的另一半》中，主人公回忆起轮胎燃烧的味道，这种味道通过英文中文的转换，通过不同人体的嗅叶，令我回忆起童年那些麦秸燃烧的夜晚。我甚至也回忆起，柏油马路在夏天晒出的味道。天都黑了，不时有车使过，走在马路上，仍然有些粘鞋。
在他为《黑暗塔》所做的序言《关于十九岁》（又复刊的《书城》杂志200606月号刊有）中，他提到，曾有两位罹患癌症的读者写信给他，想问他这个漫长故事的结局，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等不到小说出版完，自己便会去世。他说，我很想满足他们——如果我能够的话。
他一度贫困，直到《玛丽》被妻子从废纸娄中救出来。他一度沉迷毒品，在19岁每天抽两包办香烟，并为在第一届伍的斯托克的缺席而遗憾。
对于他，我只有一点遗憾。他的小说太啰嗦了。正如略萨说托斯陀耶夫斯基啰嗦——如果《卡拉马夫兄弟》删掉三份之二的内容会变得更精彩。所以，我的遗憾只属于我自己。至少现在我没有能力读完他那几十部长篇小说，所以，我期待他的短篇小说集。

我原来适合写《桃花源记》，浪漫得一塌糊涂，透过坟墓上空的树叶和阳光可以看见未来。
后来我迷恋上物理学，相信世界最后可由数学计算出一些结果。
再后来，我相信世界由数学的骨架和情感的肌肉共同构成。后者也许将来仍可以由数学来描述，但可能以另一种感性地方式来描述和把握更牢靠。
这便是我对CSI电视系列剧喜爱备加的最根本原因。它以动画技术带领观众进入无从到达的视觉世界，见识物理、生物、解剖等各个领域的独特视觉体验。
冷峻的技术实现，以及剧中人的冷峻态度之下总在每一40分钟之后告诉你，真理令人可怖，但它就在此处。

“我是乡野村夫，而大岛渚乃一武士”，5月30号死于肝癌的今村昌平曾这样说。所以大岛渚的电影充满白衣女孩、鸽子、性志盎然的老板和男子同性恋者，而今村昌平的则是猪、甲虫、蛇、被强暴的狗和等着吃人肉的乌鸦。
找了今村昌平的很多片子，最喜欢的还是《楢山节考》，它对原生态生活中的人的基本生活概念的叙述惨烈、悲怆，却不令人伤感。用一个台湾电影的名字来说就是，“我就这样过了一生”。不幸福，但也没什么。
他是“底层与下半身”的描述者，性在他那里是生命力，就像春天融化的冰。草丛里缠滚着的蛇、一条袋中的鳗鱼，以及汩汩而出的爱液。
底层生计如杂草一般，是顾准的“糊里糊涂的生，乱七八糟的死”也是梁漱溟的九天之下最难过的生活。这些人的牵引力就是性，性代表着此生的最大欢愉，亦是未来的最大希望。
《鬼子来了》中，姜文让农民的驴去肏皇军的马；《楢山节考》中，今村昌平让那个傻子去肏一条狗。前者，性是尊严，后者性是生命的存在和紧张的缓释。
香港电影《江湖》中，陈冠希被逼去肏狗，虽然没办到却成了他杀人的理由。狗就那么不值得肏吗？
今村昌平的另一部电影《鳗鱼》则沉郁了很多，是一种对罪的缓释。那时已经是1997年，他对日本社会的反应减少了，更多朝向了对人性的反思。
PS.Google今村昌平都会死，GFW才不值得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