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only.com的sayonly发电邮请回答如下问题，为其在今年11/5-6日中文blog年会的发言收集资料，特回答如下。回答完，发现，我其实早就混淆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的极限，借这个问卷，恰恰思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
如果有同仁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不妨回答完发送给ayonly，sayonly/a/ gmail.com
您写blog吗？
写，在EMediAge.com
您认为blog在生活中重要吗？媒体在生活中重要吗？
Blog对像我这样的从事信息处理工作的人来说比较重要，因为它可以吞，也可以吐。媒体在生活中绝对重要。进入信息时代，无论你从事的工作是否与直接的信息处理相关，你的生活肯定被它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不放送新的信息。
您有多少次是从媒体获得知识？有多少次从blog中得到重要消息？
一直是通过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这些大众媒体获得知识的。现在，我们具体的日常行为只能给我们提供经验，已经不能提供知识了。最近的重要消息大多是从BLOG中获得的，目前的状况是，这些重要消息集中在IT和传播领域（也许是我只关注这两方面？）。
如果blog上有媒体上没有的消息，您会相信吗？
视具体的Blogger在某一领域中的威望而定。
您是否会将消息发布在blog上，还是先通过媒体发布？
会考虑在BLOG上首先发布。
您认为blog和媒体有什么共性？
都提供信息给人们，而且令他们的行为模式为之改变。
您认为blog有机会补充国内的媒体吗？
它已经在补充国内的媒体，尤其在体制压力令国家和市场双重掌控的传统媒体独立难撑的时候，往往暂时（？）取代它们，发挥媒体的社会功用。但最迷人的可能是，它和其它洋溢WEB2.0时代精神的网络服务，会深刻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甚至对人生与世界的体验。
您觉得blog缺少权威感吗？这会阻碍blog成为媒体的一种还是促进blog成为媒体的一种？
基于个人的Blog可能会不具有充足的权威感，因为权威感可能是属于传统媒体的一个性征。这个缺乏可能对它成为媒体之一种不存在促进或者阻碍，但会令在它与传统媒体较力权威性时处于下风。
国内媒体和国外的媒体相比有什么不足和限制？
最大不同应该在于所有者不同这一体制化不同。国外大多属于私人所有，它的利润一般基于媒体的权威性，所以相对来说会力保新闻真实原则以维持自己的权威与利益。而国内媒体为政府所有，媒体对政府来说代表着双重利益，商业利润和社会效益，有时可能会损耗商业利润、新闻真实性、媒体权威性而维护社会利益。同时，媒体实际掌控者代为管理媒体这一社会公共资源，有可能会损害公众利益而谋取私利。
介绍您听一段Podcast <http://www.antiwave.net/2005/07/ecec18.html>，这跟广播感觉差距如何？
小时候听过很多广播，它锻炼了我对语言的感知度。我只听了”反波”，这一期节目，感觉还不错，语言生涩了一些，但是相比在出租车中听到的那些差不到哪去，广播还是要讲究语言的，一堆病句实在倒胃口。这个节目不错的地方在于梳理了很多国外媒体的报道信息，对作传媒的人来说，应该比较有吸引力吧。

在昨天，Google Talk终于杀出来了。在IT界它迅速成为一个最热的新闻。Google + IM，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热的？对互联网来说，迄今为止，我最看好的是它的电邮和IM，这两个是最基本却也最重要的东西，很简单，我们每天都用它们来实现互联网的最基本功能－－交流。
Google迟早要推出这个服务，因为它需要一个特别有用的工具来整合它的一系列服务，Keso说，
“ 现在，让我们猜猜，Google还会把什么东西放进来。Blogger？没错，blog也是一种沟通工具，微软的MSN Messenger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还没有blog发布功能。Orkut？这是Google实验性的SNS社区，当然也是用于沟通的，目前看吸引力不足，如果跟IM结合呢？Yahoo! 360与IM的结合也不好，但毕竟它在尝试结合。还有呢？Groups？我觉得，Google Talk有一天会成为Google移动互联网的一部分。 ”
在这个IM中Google继续践行着它简洁的美学观念，不仅仅是界面，更在功能上去体现。
我写过 Google 开枝散叶，也许有一天会成为Virgin Group式的大东西？ Anchorlee在为什么同情GOOGLE？ 中也表达出类似的意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为一个好的产品而表示赞赏，这是我们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事情自由到了GOOGLE帝国降临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去发出反对的声音，我所能想到，便是这样。
前几天和朋友讨论WEB2.0的问题时，大胆地讲，这个阶段的互联网会令每个人的生活折射到互联网上去。即使一个陌生人，可以透过你的Blog了解的关注事件、兴趣，可以透过你的Flickr看到你的样子和你收集的辣女图片而了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可以透过你的豆瓣了解你在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
之所以说是影子，是因为，这一切取决于你的公开，你意愿的公开，是你愿意公开的那一部分。你的嗜血欲和仇恨，完全可以隐去不表现出来，即使你有。
在早之前，我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表现自己，但是只有在2.0时代，我们才成为我们，个人才成为完整的个人。每个人有一个小的门户时，他碎裂的形象才逐渐融合，令我们有机会见识。
web2.0会提供哪些商机？如果跟随它基于的技术，我们可能一无所获。它基于的技术在1.0时代已经出现（如阿里巴巴和Amazon.com），不过那时候基于此型类技术的服务未能成为主流，或者互联网发展的方向。web2.0这种互联网服务型类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比如网上购物，比如在线写作，比如有纸媒体时代内向的人向互联网2.0时代外向的人转变－－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的人怀着巨大的热情把自己展现给别人，你会很纳闷，那些事无巨细地将一天的鸡毛蒜皮或者混乱情绪书写出来邀请你去阅读的blogger们，莫非不是有暴露癖不成？
媒质改变世界，媒质本身即是可以改变人的生活与行为模式的信息。当人的行为模式被改变的时候，很多旧的为人服务的体系便需要变革，而新的服务模式会出现。网上购物令上书店这种行为成为鸡肋，因为网上更便宜，而且根本不用我走出我的卧室。而且，我可以通过豆瓣去和别人讨论某一本书。
商机应该就在这种行为模式的改变后出现。这时候，聪明的商人不会去问它的顾客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正处于被新事物迷惑得五米八道的时期，不可能透露有效的信息给你。聪明的商人，可能会直接去替它的潜在顾客着想，就像Google这样，它总令它的使用者们欢呼，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
那天的讨论中，朋友说，2.0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吗？这个问题能问死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所有的哲学家们，我回答不了，我只能说，它改变的是生活形态和情绪，可能还无法触及我们生活的悲观或者荒谬的本质。我就是这样以为。
Wired杂志上期刚作了《10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的Cover Story。在重新出发之前，我们就有了十年这样一个契机来看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被互联网改变了多少。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生活读物！回顾一百多年的杂志史，你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历史潮流之中，与那些以扣紧时代主流脉搏的报纸不同，杂志从来都是大众传播中的小众传播，在受众人群被广告主细分到底的今天，尤其是这样。由此，一个杂志的生与死往往预示着一个社会阶层的诞生或者被分化。
若说今日中国商业社会的形成起自1979年，那么在此前后长大成人的一代到今天已经成为有着独立特性的一群，无论是社会层面的商业价值，或其自身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情感诉求与需求，均与之前的人群相背离，而是更趋近国际范围内的潮流。而他们的成长或之后的生活环境——中国城市亦在此期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是越来越多的屋宇被推倒从来，而且其内部体系也已经通过电视网、互联网与国际连通，着迷于学习西方社会的中国人体现出了比其它任何民族都强烈得多的学习热情。而在新崛起的都市之中长大的年轻人，更首当其冲成为被实验的一代。
随着宽带互联网在城中的蔓延，纸质阅读正在在消减，但依照西方杂志分类构架自己的出版版图的中国传媒业仍然顶风制造出自己的新城市读物。这其中，有着突出影响力的首推创刊于1999年的《城市画报》，他们最初用“你快乐吗？”开始催化中国青年的物质与知觉的双重觉醒。自此，藉着《读书》式的严肃文化杂志、《人民文学》式的文学杂志与《知音》式的滥情杂志成长的青年中的一部分，有了新的空间释放自己孤独的情绪。
由于诞生于一个板化、干枯的环境之中，新都市读物将促发年轻一代知觉欲望与物质欲望的双重觉醒让年轻人成为年轻人作为自己最初的使命。新都市读物环顾左右，一面是成年世界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探索，一面是世俗世界的市井生活与流言传奇，它感觉到自己可以时髦生活与迷离情绪，来亲近随着经济飞升而迷惑和伤感起来的一代。
《城市画报》的“你快乐吗？”以及其早先的“1970年代生人”的栏目，时刻在提醒年轻人忘掉现实世界回到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所以，它会在每期介绍那么多的新型手机、笔记本、美食，以及大专题所概括的刚刚冒头的新生活形态。及至新生活形态成为从女性消费杂志到各类商业和新闻杂志的报道底蕴之后，《城市画报》开始转向对创意生活的报道。无论本应是以体现女性美感的“宠儿”还是老实巴交教人享受的“找乐”，越来越多不符常规的人物姿态与文字开始出现。暗地里，这个杂志似乎已经不相信现实的城市生活可以满足读者们的感官欲望，于是便以图文放大生活之中本有的离奇且动人的细节来蛊惑那些每天连线超过10小时的灵魂们。
《城市画报》曾经做过有着很大反响的《生于七十年代》大专题，如今，时光荏苒，七十年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随着年华飘零，他们开始脱离迷离幻梦，成长为社会主流的一分子。此时，《周末画报》诞生并开始为他们继续服务。
以报纸来说，改版后的《周末画报》价格不菲，但它在内容上更接近周刊。它以“新闻”、“财富”、“生活”、“城市”分为四叠。举凡恐怖主义、网络公司、F1赛车、电视剧集现象、书籍阅读、名贵首饰、红酒喝法乃至如何在上流派对上勾引异性，无不涉及，成为浮华世界一周的剪影。与《城市画报》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专注于对似乎存在于空中楼阁中的上流社会的介绍，以满足主流人群对此种生活的幻想。四册阅毕，你会不会忘记自己只是一个每天都在公交车上搏命的办公室闷蛋，而暂时成为一个兴致勃勃耽于享乐、健身与追求财富的上流社会模板？或许会，或许不会，但你至少多了一点沾沾自喜的见识和冲动。
过往，新城市读物都以国际视野诱人向上看，而北京一份免费刊物《SOHO小报》却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地产公司内刊发展而来的它，在中国新城市读物策源地广州之外，撩起了一点波澜。它的话题性很强，且有很重的人文气息与思考性，而不是洋溢着生活的欲望。这份非营利性刊物的功能似乎不是很明确，文章大多来自各类名人，质量亦参差不齐，是新都市读物中最靠近旧有文化杂志的一种。
（For 20050812 新京报书评周刊）

（点击此处察看清晰图片）

在Dan Gilmour的草根媒体与精英媒体互动互助的理想里，通过互联网新兴技术的推动下，传统媒体能更好地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舆论监督起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作用，而公民作为媒体信息的消费者，通过技术进步参与到媒体工业产出过程中，影响媒体的态度与议程。然而这些理想是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一方面，体制的力量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另一方面娱乐业巨大的利润和几乎零风险足以吸引人去趟这趟浑水。作为草根媒体，在诸如博客中国之流的误导宣传之下，也被商业化的大步伐所征服，而失去了作为促进媒体进步的动力的机会。所以在当前整个中国国内媒体所处的尴尬环境中，想要有所作为还是缺乏基础的。
－－来自http://www.donews.net/undersound/archive/2005/05/29/403734.aspx
讨论传媒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有效的发行量也好，媒体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商品也好，乍一看去，多少与媒体的经营者有关系。是不是用心去做一个媒体，是不是把一个媒体作为一种商品去经营，经营的方法，采取的手段，经营者的理念，乃至所应恪守的职业操行。当这些统统放到一个纯粹的商业环境中去，就一定是合乎道理，但在中国的传媒业中，这些商业化运作的概念大多被套上了另类的解释。在一个纯商业环境中，对政治的观察是为了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中，但这一定不会违背基本的商业规律，抛开这些基本的商业规律，你就是站在任何政治高度，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传媒业中，暂且不论事实是不是这样，政治第一总是挂在口中的。传媒服务于政治，这在阶级社会原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走向政治高度一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没有了滋味，久而久之，激情遗失，责任遗失，道德遗失。但阶级社会毕竟是阶级社会，人有三六九等之分，人们还在不断地去追求，但在这样一个遗失的社会里，追求变得实在而庸俗。另一个层面看，在政治决定传媒生命的前提条件下，谁可以谁不可以参与这实在而又庸俗的搏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话题，究其结果就可以给出为什么中国传媒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结论。
对问题的看待，并不等于我把一切都绝对化去对待，期待总是存在的。但当我拥挤在天津全国书市期刊展区的狭小通道仔细浏览的时候，我惊讶于这么多从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谁会去浏览的刊物是怎样生存的那么滋润。我也感叹过，像我从小阅读的《科学画报》一天不如一天，沦落到只有抱着创刊于三十年代这样一个字号生存的时候，却又有那么多优秀的期刊摆在我的面前。
事情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过程也总是那么不堪忍受，想想却也没有什么，任何时候都总会有人付出而没有收获，历史不会总是倒退更不会停滞。
－－张峰给我的留言
越是常识性的东西越是容易被忽略，因为人们总是善良地相信自己所处地系统默认状态是对自己有利地。正如20岁之前，我会将国家和政府视作一体。
我是自由经济市场的拥护者，这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出身底层的青年来说，这种经济形态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程度的公平去获取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就有经济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受益者往往会利用既有的优势阻挠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具体到传媒，我观察和评价中国传媒时，往往会习惯性地以美国传媒为标准，但是我们地身体却出在中国的混和经济形态之中。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旨在盈利，且主要是直接的广告收入，只有以最大限度的相对新闻自由来换取公众注意，以取得公众的信任，进而赢得广告主的信任。
而我们处于一个市场与计划经济、旧制度与新制度相集合的社会。媒体本身的国有性质和中国政府对媒体功用的认定和管理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中国传媒只能在夹缝中左尴右尬。根本无法健全地发挥媒体地功能，实现媒体应该担负地责任。
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从事与信息产业相关的工作，这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中国呢？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经信息化，但肉身仍和中国的数亿农民和工人一起处于一个农业社会。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积累了足够信息的传媒人，还需要切实的经验，去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国家践行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路太漫长。
－－我给张峰留言的回复

有朋友今天对我说，为什么blogchina上登出了那么多反D言论？很多人在斥责该网站和他的负责人方兴东，或不齿他的为人或不懈他对blog的过分的商业利用。然而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网络上也出现了非主流的声音，且这种声音可能召来站在明处的商业网站所惧怕的打击。恰巧在bloglines里读到http://www.donews.net/undersound/的这个帖子。
在在咖啡馆谈今日中国传媒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中，我谈到了中国媒体所面临的窘迫状况。我认为，被政府控制的传媒往往比被资本家控制的传媒更缺乏新闻自由，缺乏针对公民来说的自由。道理很简单，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直接来自广告，它必须以新闻自由取悦公众来赢得广告主的认可。而政府控制的传媒则往往成为宣传工具，道理很简单，对政府来说压缩控制公民的成本但仍能保持政局稳定为其第一大目标。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的D报无法真正走上市场的原因。
在http://www.donews.net/undersound/的这个帖子中，Undersound谈到公众对诸如《超级女声》这类滥俗电视节目的追捧。这是人本质趣味的一个证明，但也许有新闻自由匮乏导致的公民趣味转移有关。
作为公众一分子的个体人，时刻在计算着作顺民还是暴民的成本问题。在生存得到基本保证的状况下，人们选择作顺民是可以理解的选择。而从人类心理上来说，他们反过来在言语上反对一些人说出真相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样意味着他们必须当面承认自己是懦夫或者奴隶。这时候人们必须以一种可以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形式来发泄和消解，体育、娱乐、探险活动，格调不一的各种形式于是成为最安全和有效的途径。
但是，这些组成社会的最普通的人，在贡献税收、拉动GPD、作无聊消费、复制新一代新社会基石的同时，也有对自由的诉求。公正、自由，是（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人类的基本诉求之一。在避开惩罚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发出自己的痛苦或者呼唤他们观念中的自由与公正的声音。极端荒谬状态下，他们甚至会付诸行动，比如文革和台湾时下的公众无意识混乱/暴动。
是新技术令公众有机会说出郁结心中的怨言。2003年时，纸媒体上宝马案的各种议论众声喧哗，在当时的SOHU传媒频道media.sohu.com的BBS上出现了几十万条跟帖，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甚至咒骂ZF和GCD。是BBS这种匿名发言技术令公民具体的身份隐去，但是公众整体的声音发了出来。人们在安全地表达自己的声音、抱怨和牢骚。
这种风险被网站承担，最终SOHU传媒频道停办，二级域名（media.sohu.com）指向其新闻中心。曾被网友称作“张无忌”的SOHU CEO张朝阳一定还记得这件事。
当北京著名大学的BBS实行实名制和不再向公众公布后，Blog正式成为取代BBS接纳人们的抱怨的新场所。当然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借助在线书写这种方式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分析，写出自己的观点和发现。当聚会结社的自由被阉割之后，人们开始在SNS上聚集，用超链接和 Ping Back来交流和互相鼓励。是新技术令那些限制名存实亡。
新的限制总会降临，比如数据备份，BLOG备案等。但是当规模大到一定规模，管理成本超出相关部门的预算之后，他们实事上将无能为力。面对去中心化的互联网，除了停掉所有的互联网接口，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进行极度细致的过滤。（如上图，用GOOGLE搜索GPD中文，第一条便是这个： 上海當官的就知到GPD,那管老百姓 ）。
媒体、传播无法直接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具体的改变还在于身处其中一分子的人们的心智的开启。你至少要更多的权利，别人才有可能给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最乐观的大胆才敢吃。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将促进人们对事物多方面的认识，也会将他们卷入写作和之后的更多积极的行动。也许还有网络色情和泛滥网游对儿童的毒害，至少这一个积极的意义，就已经值得我们继续打开互联网了。

周六参加婚后同学的饭局，然后去中关村买数码相机，天气已热，十分不舒服。繁忙的周末却要迎来新的充实的一天。周日在中关村的咖啡馆与CJM聊天，从上午11时谈到下午17点多，十分充实。论及的数个问题应该记录下来。
有效发行量，令有的媒体成为虚假的老虎。这样的状况，在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媒体来说，只是对“成功”媒体的置疑。对于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它们的真正读者构成是什么样子的？中国传媒急需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调查评价机构的出现。否则，传媒的状况将会失去应有的监督和合理的说明，同样也将失去对广告主的吸引力。一个很切实的状况是，由于经济上层往往是凭借经济之外的力量获得的地位，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传播经济规律的媒体。这是经济猛进背后的真实状况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些给所谓经济“新贵”阶层看的媒体的真正读者往往是幻想靠学识与努力去获得这一令人艳羡的地位的人们，比如学生，比如大型公司的中层。
媒体诞生往往危险地基于一个远离数据支持的假设和估量。1970年代生人随时可以见到无数处于生死边缘的媒体，而难以彻底计数的新媒体正在不断诞生和加入到这一边缘团体之中去。同质媒体不断诞生，或者干脆进入臆造一个此时此刻根本不可能存或的媒体型类。在诞生之前，做足功夫去做市场调查（该不该去做，该去做什么类型的，有多少受众，这些受众的个性特征……）是多忙重要。否则，可能这个媒体的一生都在与虚无的宿命做着无谓的斗争。
真正把媒体当作一个商品去经营，也是我们尊重自己职业的方式之一。我们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纽约时报这样的前辈，很多时候，我们处于身份分裂的状态之中。我们不是伸张正义的新闻人，我们不是为投资人牟取利益的帮手，我们也都是。中国的记者、编辑、主编和出版人们，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的实质、意义吗？是不是，我们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不清楚对手是谁，亦不知道战争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必须评估我们的媒体环境，在经济利益与新闻自由和社会公义之间做出“责权利”的正确估量，以匡正传媒人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唯有这样，传媒人的道德底线才可以在一个实在而不是谎言的世界中建立起来。
自经济活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类人类社会活动起，它必然渗透到其它活动中去，并改变其特征。传播亦不例外，在前农业和农业社会的口口相传的传播活动中发挥支配作用的是生存的需要。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大众传播是被商业组织支配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取商业利润。而在信息社会，因为信息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除掉传播本身是商业利润的吸入渠道被进一步瓜分利用外，其所刊载信息亦开始被利用来获取利益。甚至后者的利用价值要超过前者。
但是传媒的被利用必须获得一个各方力量（商业组织的商业利润、政府对社会和商业组织的控制、民众知情权）博弈后的和谐平衡。
如上每一个问题都应该被仔细研究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