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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是个挺NB呼呼的家伙。相对已成经典的《1984》和《动物庄园》，更喜欢他的《巴黎敦伦落魄记》、《向加罗泰尼亚致敬》。
1945年，诺曼底登录的时候，摄影记者卡帕跟着美国士兵一起登录，愣是没被打死。要是知道那一天那个海滩死了多少人，你就会惊叹这个NB命真大。同一天，记者海明威躺在抢滩登陆小艇上看着子弹，然后听从劝告，不再担任记者的工作，日后成了著名作家。在这更早之前，伊顿中学毕业生奥威尔先是钻入巴黎和伦敦的贫民窟，过起只争食宿的日子，其后又参加西班牙内战，与共产主义者、流民、游击队和佛朗哥法西斯分子，一起在西班牙的天空下匍匐诅咒。
可以这样去构建人生，泄露了奥威尔的中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不仅可以这样选择生活，也可以以冷峻非凡的笔调写出《1984》。而另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则显得高贵许多，扎米亚京毕竟是天之骄子，即使被斯大林派上前线，也可以有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鸣不平——他们要把一只金丝雀油炸着吃掉了。
最伟大的癫痫病人托斯陀耶夫斯基的《赌徒》仍然可以令我心醉神迷，在庸俗的生活里，一个赌徒在不断地将青春抛向赌桌，旁边总有一位拘谨清瘦的家庭法语教师在热爱甚至咒骂他。那种对生命彻头彻尾的迷惘，存在于世世代代的少年心头，但可以诉诸笔端的唯有托斯陀耶夫斯基。
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整日为明天的食物和床铺奔波的下等人，似乎都失去了性需求。年轻的奥威尔没有，有一天他想约一个在高级餐馆洗盘子的年轻女孩，那个每天坐在地上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姑娘，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实在没有时间。后来，奥威尔写道，在他离开巴黎前，那个女工死于肺病。可能在死之前，她也没有和一个男人去约会。
以前很NB的作家韩少功早期的一篇小说中，他写过差不多的一幕：下乡知青和当地村人一起去挖地洞。在地洞里，他只穿着裤衩，工作久了就觉得自己成了一条狗。而在身边，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个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韩少功写道，那时候他们都感觉不到性别的存在了，在权力的威压下，人只是人，而不是男人和女人。他充满伤感地回忆，许多年后，那个已为人母的姑娘，是否会记得多年前有一个青年男子曾在自己面前，像狗一样工作。
这便是标题里的“一种情感”。在《赌徒》中，我是一个高级仆人，对方是家庭法语教师；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我是一个没有放弃找工作的流浪汉，对方是一个更凄惨的洗碗工；韩少功那篇小说中，我是下乡的才俊，对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三个故事中，双方都处在生计的压迫中，爱情的欲念一闪而灭，继续的只是无知觉的命运。
香港导演陈嘉上是个很瘦，容易给人好感的人。在一个采访中，他说毕业之后背着包去了中国西北转了很久，大概是一年吧，感觉中国人还有很多人在受苦，印象很深。一个香港导演，而且大部分拍得都是没什么性格的商业片的人，说这样的话，我特别容易记住。因为，多多少少有点意外吧，即使最远离的世界也有人在考量远方人们的生活。
昨天夜里，世界杯的一场比赛结束后。一个朋友发短信说，准备把存来买房子的钱拿出来做生意，和兄弟们一起干。说到困难，他说，大不了也去县乡搞原始积累。这个问题是前段我们谈过的原罪的东西，我能体会这其中的况味。
这个世界会好吗？会是这样一个问题影响着整个生活，如果你还没搞定它，也没被它搞定的话。
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可能都搞不定它。而且很多人，尤其是读点书的人，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个别性情中人，会很在意这个。这个往往只有同是性情中人的人才能理解。
这个世界会好吗？也是梁漱溟的一本书的名字。还没看他的书前，已经听说他许多事。比如乘木船由澳门回大陆，13条船损失了10条，他竟安然无恙；在满清、军阀与政府官员之间穿梭，特立独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在1950年代和毛泽东在会场上对峙，直接指出农民没有获得中国革命果实的问题，因为我是农民嘛。
这个世界会不会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我承认，再过几年，将被生活的俗务所缠绕，可能也会忽略这个问题。但可能，会偶尔想到。
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着昌平，逆着遁毙。因亦是果，果亦是因。这样的解释适合大部分中国人。人在自然权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岂非不平等，与动物世界的本质仍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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