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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斯蒂芬·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是通过库布里克的《闪灵》,印象最深是那个和孩子进行通灵的老黑人,冒着风雪,跋山涉水来到大饭店,结果什么都没来得急做便被尼克尔森用消防斧子砍翻到地。那种心肝俱裂的绝望感从后背直逼后脑勺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喜欢他的小说,不是因为恐怖,甚至由于东西心理不同,好多时候读他的小说我并不感到恐怖。他的魅力在于对那些凡人们的朝夕生活的描述,极致入微,仪态非凡。暴虐的父亲、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容貌平常的妻子,一条疯狗,一对玩性游戏的老夫妇。故事中充满了对某个州的天气预报、麦圈广告,还有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听过名字的小报纸。
斯蒂芬·金的小说是对美国梦的一个补充,是对美国日常生活的一次低调叙述——当然,他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
记得《黑暗的另一半》中,主人公回忆起轮胎燃烧的味道,这种味道通过英文中文的转换,通过不同人体的嗅叶,令我回忆起童年那些麦秸燃烧的夜晚。我甚至也回忆起,柏油马路在夏天晒出的味道。天都黑了,不时有车使过,走在马路上,仍然有些粘鞋。
在他为《黑暗塔》所做的序言《关于十九岁》(又复刊的《书城》杂志200606月号刊有)中,他提到,曾有两位罹患癌症的读者写信给他,想问他这个漫长故事的结局,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等不到小说出版完,自己便会去世。他说,我很想满足他们——如果我能够的话。
他一度贫困,直到《玛丽》被妻子从废纸娄中救出来。他一度沉迷毒品,在19岁每天抽两包办香烟,并为在第一届伍的斯托克的缺席而遗憾。
对于他,我只有一点遗憾。他的小说太啰嗦了。正如略萨说托斯陀耶夫斯基啰嗦——如果《卡拉马夫兄弟》删掉三份之二的内容会变得更精彩。所以,我的遗憾只属于我自己。至少现在我没有能力读完他那几十部长篇小说,所以,我期待他的短篇小说集。
做生意的朋友在我对面坐下,话不过十句,说,我们不谈政治。
在一家老北京小馆子里,不是朋友的一个前辈酒酣后轻说那一年的情形,记得他说,看到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击中倒下你突然发现人生没了意义。
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你却已命丧黄泉。
高中时,学校门口有一个摆地摊卖书的年轻人,据说是1989之后疯的。我去买他的书,记得他的口头禅是,“这本书好,指导人生”。
人的生,能否真的被指导?
一个前同事的手机号码中隐藏着8964这四个数字。
在今天的主流媒体中,这四个数字所代表的那个年份似乎是不存在的。只有学者们可以写一下1989年之后很多都改变了,朱学勤他们退回书斋去闹革命了。
那一年,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每天看电视里播那些烧焦的解放军尸体。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记住的唯一一个细节是,最初那几具尸体露着阴茎,后来好像贴了些东西在上面。
当时感觉,死了的人也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后来看香港人的《古惑仔少年激斗篇》,谢霆锋他妈死了,他在走廊里失控。演继父的卢雄对谢霆锋说,天安门也死了很多人。
2000年,无数的人举着团旗涌荡在校园里。几个学校的人在街道口汇合,然后去汉口。起因是,几个中国人在睡梦中被美国人炸死了成了英雄。
我只愿意站在楼上,往下看,感觉误入了古罗马的斗兽场。
P.S.
Google又死了,上图为BAIDU的搜索结果。看看就知道为什么Google死亡,百度存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关注的是Web2.0,今年呢,房价还是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
看《兄弟》说夸张的人真是中国社会的井底之蛙。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比《百年孤独》还要荒谬和超现实。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身边也看不到那个老祖母以百年的冷静挽救整个家族。
A Better Tomorrow 《英雄本色》的英文名字。电影中也不断响起那首歌《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是一种信仰,是在越来越降格的世界中的一种生存之道。像周星驰在赌圣中站在人家面前大喊,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宗教和“明天会更好”是一样的自我催眠。
记得一本什么励志书中说,一个人一天在纳粹集中营中醒来,突然很NB的想到,你打不倒我。你不断摧残我,我也没办法反抗。靠,但是你就是打不倒我。
如果要选择,我宁愿选后者。因为他好像会令人生升格,而不是降格。
那么在一个不会越来越好的社会或者世界,大家应该怎么样?像《回魂夜》那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得了病就死,别人死我就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切平安无事。
天亮,去处采蜜,回来供给蜂王。
我们去看“连十条”,还是相信政府中的某些人和任志强不是一伙的?
大部分名人不愿意面对媒体,即使出于各种需要必须面对媒体所说的可信度也很令人生疑。
为什么?不愿意暴露隐私。为什么?因为隐私是不可见光的。
不可见光的隐私有很多,有的是见光会对当事人有心理伤害,有的是会为当事人惹来法律和道德诘问。所以,为什么要说?
大多时候,记者需要发稿子,媒体需要上版面,名人需要作宣传,大伙心照不宣。只傻了花钱买报纸的读者。
在男方周末的这篇《史玉柱:骨灰级游戏玩家的新冒险》中,史玉柱也不喜欢媒体,他认为媒体毁了他的巨人。
然而,通过这篇毫无感情的报道,可以看到史玉柱的经营方式,他那种一个县一个县“蝗虫”式的卖保健品究竟是否道德?卖给那些本已贫困的农民夸大了效果的保健品是否道德?
曾经的三株、红桃K都曾在农村大量倾销,由当地利欲熏心的电视台配合洗劫农民的口袋。
一个记者说财经人物报道在中国很难做,做到最后,第一桶金来得都有问题。还报不报,怎么报?像《芒果乱报》一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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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闷锅》有一个栏目叫“芒果乱报”(影射苹果日报?),每到节目结束,主持人邰智源都会说,台湾新闻这么多,怎么报,乱报啦。
那么,我们能不能乱报?现在,在大陆,最敢乱报的属娱记吧,刚刚惹恼了李安,《苹果日报》登声明道歉了事。
娱记的狗仔精神已经深受人们好评了(明星除外),那么社会记者是否也应该发扬呢?这是废话问题,当然应该发扬。但是一切要以新闻中立原则为准,不介入事件不诱导事件发展。
华夏时报的这位记者却惹恼了北大的学生。看不到有什么太多隐私的地方,是否这群学生有被骗的感觉借题发挥?在华夏时报某记者的《香格里拉车祸报道总结》帖子下,指责都由手段上升到记者的道德问题。
该不该用这个手段(冒充坠崖者的同学)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记者们只能在这些新闻上较力。
同一手段用在不同的采访上,得到的评价就会不同。用在娱乐新闻和政治扒粪上的手段用在这样一个普通人身上,就遭到了诟病。












